醫療器械企業及員工進行商業行賄，在不久之后，將遭受更為嚴厲的處罰。

《反不正當競爭法》賄賂條款即將大修

2017年6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和法工委組織座談會，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征求意見。這被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24年來的首次修訂進入最后階段，修訂后新法的推出指日可待。

1993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為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功不可沒。然而，20多年過去了，該法已經明顯不能再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諸如內容狹窄陳舊、條款缺失、執法權分散且標準不一、處罰力度過弱等問題一一凸顯?！斗床徽敻偁幏ā返男抻喪旨逼?。

而急需修訂、也基本上確定會被修訂的條款之一，就是關于商業行賄方面的內容。

在2017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并公布的《草案》全文中，可見，無論是關于商業行賄的界定，還是關于對行賄者的處罰措施，都有了很大的變動。

《草案》明確增加規定，經營者除了不能行賄交易相對方，也不得行賄可能影響交易的第三方。被行賄對象認定范圍的改變，將帶來行賄行為被認定數量的大大增加。

《草案》新增規定，經營者的員工利用賄賂為經營者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為經營者的行為，經營者有證據證明行賄屬于員工個人行為的除外。在這一新修訂原則之一，醫療器械銷售代表們的行賄行為，也將被認定為是醫療器械企業的公司行為，醫療器械企業也就不能只將銷售代表推出去受罰，而自身不受處罰。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草案》內容對比

《草案》在對行賄和受賄者的處罰措施上，刪除了“沒收違法所得”這一項，但是將罰金金額從1-20萬元提高到了10-300萬元，還增加了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情形。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草案》內容對比

顯然，針對行賄這一行為，《草案》給了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權力機構——主要是工商局更大的行政處罰權限，包括醫療器械行業在內的各行業經營者再有行賄行為，被工商查處后，將面臨更為嚴厲的處罰。當然，同樣被增加行政處罰力度的，還有收受醫療器械企業賄賂的受賄者一方。

醫械企業行賄成本將更高

《反不正當競爭法》即將進行的修訂，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對醫療器械企業及銷售人員來說，都值得重視。

我國現行《刑法》經歷多次修訂，但迄今仍存在一個刑事追責“重受賄、輕行賄”的問題，要以行賄罪追究行賄者的刑事責任，首先得達到一定的行賄金額，滿足一定的行賄從重情形。

《刑法》對行賄罪的認定，有基本門檻，也有范圍限制。在現實生活中，大量的行賄行為實際上也是達不到刑事追責標準的。但是，凡以行賄行為進行利益交換，就是對誠信和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一種破壞，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

而《反不正當競爭法》賦予工商行政部門的，就是針對達不到入刑標準的行賄行為的行政處罰權限，通過輕于刑罰的行政處罰給予行賄者一定的懲戒。

在近年來，工商查處商業行賄行為的不算多，但也并非沒有，比如以下針對醫療器械企業行賄的處罰案例：

2017年5月25日，安徽省合肥市工商局開出罰單，安徽正宜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原合肥市仁信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因在向合肥市第二人民醫院銷售醫療設備時行賄該院副院長盧滿朋現金1萬元，而被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處于停止違法行為、并罰款3萬元的行政處罰。

2016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縣市場監督管理局開出罰單，上海晟盟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為了獲取醫療器械銷售業務送給江蘇省江陰市人民醫院醫生胡某價值2960元的禮品，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該企業被罰沒收違法所得11898.27元、并罰款5萬元。

兩起案例中，對企業的罰金都沒有超過10萬元。而要是同樣的案例發生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之后，企業被處以的罰金，卻會至少10萬元，多則百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合肥的那起案例中，合肥市工商局是在與司法部門座談中了解到醫械企業存在行賄行為，然后到法院調取了一份受賄判決書，進而查實企業的行賄行為。也即，企業被罰是工商、司法兩個部門互通信息的結果。

工商與司法，乃至與衛計、檢察機關等的信息共享、聯動執法，在近年來也正在成為新的趨勢。這種互通有無、協同作戰，對醫械企業們來說，意味著更多行賄行為被發現、被予以行政處罰或是刑事追責的可能。

在加上《反不正當競爭法》即將進行的修訂，一旦新法內容出爐，工商對商業賄賂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查處力度也會更上一個臺階。

可以預料的是，未來，醫療器械企業及其銷售代表們“帶金銷售”的環境會進一步惡化，行賄成本變得更高，行賄被罰可能性也大大增加。